篇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2020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大作业试卷三

　　论述题：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特别注重从思想

　　上建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育位，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形成了我们党在思想理论建设

　　方面的基本经验，这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最好的“营养剂”O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答：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些错

　　误的发生，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产生的.正因为如

　　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1927-1937毛泽东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

　　土地法和宪法大纲.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是个关键时期，形势变化很快，历史事

　　件颇多，矛盾斗争错综复杂，人物的政治态度也一再改变。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有些党的领袖人物

　　跌了跤子，我们党经历了两次大挫折而走向成熟.这里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犯错误的教训.《中国共

　　产党历史》上卷是较好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这次修订，是在原上卷基本框架、基本内容、基本观点没

　　有大的改动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史.料、新的研究成果和认识，在具体结构上作了新的调整.在内容

　　方面作了新的补充和修订.对间题的阐述上有些新的概括或更为准确的提法.总之，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问原上卷相比，有了很大的前进，可谓更真实、更准

　　确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仅举一些事例可以说明。一、对王明的“左""倾错误不再使用

　　“路线?.错误的提法对崔秋白、李立三所犯的“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同过去相比

　　己有所不同.但对王明的错误，还是沿用“左”倾错误路线的提法.这次修订不再使用“路线错误"提法，而改写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一个重要改动。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

　　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

　　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

　　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黒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

　　脱离实际，照搬眼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

　　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

　　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无产阶级政党的作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系党的性质及其事业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的作风建设,这是它历经近百年之所以能

篇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2020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大作业终结性试卷二

　　论述题：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特别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形成了我们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基本经验，这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最好的“营养剂”。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100分）

　　参考答案一

　　答：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些错误的发生，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早就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大给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龙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加之党长期在农村发展，且处于战争环境之中，如果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就会组织松散、软弱涣散，不可能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不可能具备优良的作风，更不可能贏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革命胜利。这些情况决定了要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不断地结合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加强党的建设。

　　参考答案二

　　答：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些错误的发生，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产生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1927-1937毛泽东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土地法和宪法大纲。

　　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牺牲工农根本利益的方法来维持国共合作。1927年4月，在蒋介石反革命活动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反而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要求工人不要听信“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谣言”，企图以此来拉住蒋介石。

　　实际上是为蒋介石涂脂抹粉、麻痹革命人民。蒋介石叛变后，他又吹捧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中心领袖”，更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必须建立革命的武装，坚持武装斗争，妥协退让只会断送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没有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继续反对建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张，并压制工农武装。结果，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发动屠杀时，没有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终于导致大革命归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走向理论上的成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但是，党在幼年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理解还非常有限，因而还没有真正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正是这种理论上的不成熟，使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导致了党所参与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创造，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日益走向理论上的成熟。

　　正是由于不断走向理论上的成熟，所以党能够不断排除和克服各种机会主义包括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带领人民坚定地走上了以农村包括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完成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表明，如果没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上的成熟，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就不可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

篇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篇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篇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

　　议上，1945毛泽东回顾大革命失败和在年4月在党的七大预备会革命低潮中奋起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时说：“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六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大革命失败后，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政策和白色恐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不怕杀头、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踏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历经艰难曲折，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造性地开展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开创了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大好局面。但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中国革命又遭受严重挫折。这一时期，党积累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首创“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作归支部”1926年我们党就提出的要求，但南昌起义和湘“一切工赣边界秋收起义时，部队中党的组织是支部建在团上，没能扎根基层，难以形成战斗力。为改变这种状况，1927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江西党的政治建设百年历程土③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穆兆政勇治建设的创举与经验教训永新三湾村对秋收起义余部进行改岳编，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支部建在麓连上”，有效解决了党对人民军队的讲绝对领导问题。从此，部队面貌焕坛然一新，凝聚力战斗力空前提高。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是一个重要原因。”党指挥枪的原则由此奠基。在艰险环境中开展工作，对党的支部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1928年10月，中央提出“支部是党的政治达到群众的枢纽，支部生活是无产阶级党的基础”的重要论断，强调：“党员没有支部生活，党即永远没有基础。”同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告47全体同志书》明确提出“健全支部生活”的要求，强调：“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他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的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的运用，首先要了解一切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能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每个同志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针对支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的要求，明确支部会议“第一是解决问题”“第二是教育同志”。这一系列规定和要求，以强化政治功能、健全支部生活为重点，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制度建设，为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提供了遵循。‘支部建在连上’

　　岳麓讲坛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在领导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同时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为此，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主权利。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大命题。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总结了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古田会议精神的核心，是从加强48思想政治建设入手，通过思想教育，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从而确立起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对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格执行纪律，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纠正极端民主化、各种非组织的观点和倾向。二是明确党的组织建设的目标，是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起党的政治任务，着重从政治上提出了纠正组织松懈、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三是第一次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党内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四是明确了红军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并对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地位作出规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由此定型。出了“大熔炉”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的思想，强调“应该使又提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为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指明了方向。在局部执政的尝试中坚持党的领导、践行党的初心使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931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年1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这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是党在极端残酷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党领导制定并颁布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大纲，组织了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选举条例，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召开了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使苏区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劳苦群众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他发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号召，要求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等各方面关心群众生活，担负起“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的重任。为此，我们党把组织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这两大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采取发展农业生产和教育文化事业、实行男女平等、破除封建陋习等一系列举措，促进了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发展。为加强政权机关的廉政建设，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工农检察部，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先后惩办了谢步升等一批贪污腐化分子。“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兴国山歌，唱出了苏区干部关心群众生活、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左”倾错误对党的政治建设的严重破坏及其教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导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依据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深入总结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走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关门主义，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党在全民族抗战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向复兴、再到遭遇严重挫折的教训，系统批判和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岳麓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讲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坛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就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指明了“左”主动权。毛泽东先后发表一系列著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要害。“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地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绝对化，一切照抄本本，导致在中国革命性质、阶级关系、革命形势的判断和革命发展道路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都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犯了严重错误。在组织上，为推行其错误路线，“左”倾领导人大搞宗派主义、过火的党内斗争，推行严重扩大化的肃反斗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坚持原则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大批干部战士或遭到杀害或受到诬陷、被错误批判和打击，严重践踏集体领导原则，极大削弱了党的力量。惨痛的教训警示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坚决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必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开展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在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1930提出了年毛泽东在“没有调查，《反对本本主义》没有发言权”中的科学论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是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作，深刻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着重揭露和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科学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极大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为党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保证。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与党的政治建设成就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年10月到1936年10月，我们党英雄气概，战胜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党内错误思想，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胜利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了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可以说，一部惊天动地的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坚定理想信念、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防范政治风险，从而赢得战略主动、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历史。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在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是通过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成功范例。经过激烈争论、充分讨论和严肃批评，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同分裂党的活动作斗争，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以反对四中全会为名义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31年1月被开除出党。红军长征途中，193549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他先是阳奉阴违，口头上表示同意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后又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最后一意孤行、利令智昏，坚持南下，公然另立“中央”。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政治方向和错误指挥，南下红军遭受严重失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大局为重，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张国焘的努力，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通过严肃的党内斗争和多方的教育挽救，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使党和红军避免了一场灾难，有力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全党的团结统一，积累了开展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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